佘彥興 撰文
據新聞報導稱，民國（以下同）112年1月7日晚間，高雄市左營區一家武館舉辦娛樂格鬥賽，一名30歲林姓選手在比賽過程中遭對手25歲白姓男子數次重擊，根據曝光的現場格鬥比賽影片，林男在賽後原本還能跟裁判說話，但下秒突然倒地失去意識，緊急送醫後，林男於112年1月11日晚間10時10分宣告不治，案經警方通報橋頭地方檢察署刑事相驗，並依過失傷害致死罪嫌將白姓男子及主辦方、場地方負責人等4人函送橋頭地檢署偵辦。
於偵辦過程中，20歲邱姓負責人向警方表示，他當天晚上有在場，以前也有辦過類似的比賽，他也提供本次比賽的切結書，內容提到選手必須自己注意自身的生理、心理狀態，主辦方不負任何責任。
對於此類格鬥比賽，主辦單位多半要求參賽選手立下所謂「免責聲明書」、「生死狀」，文件內容無外是「因參賽所生之傷勢須自行負責，概與雙方無涉」等文字，但是否寫下此類文件後，一旦發生意外主辦方或對手方就能夠免責？
只要從事運動項目，無論何種運動比賽都會有受傷的可能，只是危險程度高低不同而已，假如我們所進行的是一些身體對抗性較高的競技比賽，例如：空手道、拳擊、跆拳道、自由搏擊、籃球……等，倘若於比賽中造成對方受傷，在刑法上會不會構成傷害罪？以目前盛行的MMA綜合格鬥比賽來說，如果比賽雙方都簽了「生死狀」、「免責聲明書」，後來有一方被對方打成重傷（或是死亡），那麼另一方是否會有法律責任？
首先要強調的是，並非所有比賽只要雙方簽了同意書就可以為所欲為，民法第72條規定：「法律行為，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，無效。」，依照上述條文規定，若雙方事先簽訂的同意書內容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，仍然有可能被認定是無效的，因此在討論各類運動比賽所造成的傷害事件中，仍然應由具體個案進行認定，以此判斷行為人到底需不需要為其行為負責。
在法治社會下容許的競技運動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，就是必須要有完善明確的運動規則，尤其是有無事先建構預防危險發生、並保護人身安全的機制。在運動規則的規範下，參與者可以預見自己有可能會受到什麼侵害，比方說MMA綜合格鬥比賽的規則中，也禁止戳眼睛、頭槌、踢襠……等動作。如果是在合乎運動規則的前提下造成對方受傷，通常不會構成傷害罪。任何一位運動參與者，在正確認識自己所參與的運動項目可能會面對那些風險，並了解自己可能會因此導致受傷的狀況下，選手依然自願參與運動，那麼如果真的因此受傷，選手們就必須自我負責。反之，如果沒有完善的運動規則，參與者就無法正確認識到運動比賽可能產生的風險，這就不是法治社會下容許的競技運動，倘若因此造成比賽人員的傷害或死亡，這時就要回到刑法中去對傷害行為作出評價。
此外，最高法院亦有判決認為，行為人若遵守各種危險競技比賽所定之規則，並於實施危險行為時盡其注意義務，如果最後真的發生不幸事故，行為人仍然得免除其過失責任。由此可知，法院實務界的見解認為，從事技擊運動等高風險行為，如果比賽雙方確實遵守運動規則，並且盡到一定注意義務，這時候對於運動所造成他人的傷害就可以免責。
至於比賽中簽署「生死狀」、「免責聲明書」這類文件，在現行中華民國的法律體制下，關於個人生命、身體這類的重大法益，是不能夠因為自己的同意而放棄，兩人簽署的生死狀，可以說就是兩人互相承諾，同意放棄自己生命、身體的重要法益，這種情況在我國法律下是不被允許的，如果因為簽署這些文件後就可以毫無保留、漫無限制地出手攻擊對方，可能會成立我國刑法第275條的加工自殺罪以及第282條的加工自傷罪。刑法第275條第1項規定：「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，刑法第282條第1項：「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傷害之，因而致死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，所以就算是有簽署「生死狀」、「免責聲明書」這類文件，行為人也不能就因為這樣而得以免責。
回到本則新聞，白姓選手不能因為雙方有有簽署「生死狀」、「免責聲明書」這類文件，就可以對林姓選手的死亡完全不必負責，如果主辦方因為選手簽了生死狀，就容許他們向對手進行無限制攻擊，在這種狀況下，無論是主辦單位或肇事選手都會面臨相關刑事、民事責任；但如果新聞中的白姓選手可以證明「自己在比賽中確實都有遵守規則」，主辦單位也有「盡到防免事故發生的注意義務」，雖然最後仍然造成林姓男子死亡，但這屬於意料之外的突發事故，如果符合以上條件，白姓選手跟邱姓主辦人就可以免除相關的民事、刑事法律責任。